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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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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国家公园这个词，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一般认为，1872年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国家公园。从那以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与跨国传播，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已然成为了一种全球现象。据权威国际组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2006年所做的统计，全世界一共有6555座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实际上较为晚近，虽然此前不少地方和部门都曾建立起号称“国家公园”的风景区，但由国家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管理的国家公园从2008年才起步建设，在当年由环保局和旅游部共同批准成立了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作为试点单位。
如同日常生活中所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现象一样，国家公园有其来自，而作为一种理念，它也有着特定的内涵，其背后反映的是19世纪的美国历史经验和文化特性。本期的外刊扫描，将通过两位美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向读者阐述，国家公园的诞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美国现象（American Phenomenon）。
国家公园：一项美国人的发明
整理自：Roderick Nash, “The American Invention of National Parks”, American Quarterly, Vol.22, No.3 (Autumn, 1970), pp.726-735.
美国历史学家老阿瑟·施莱辛格曾写过一篇文章，举列美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中包括联邦制、慈善精神、公立学校等等，而本文作者罗德里克·纳什则提出，这份名单中还应加入一项，那便是国家公园。1872年3月1日在美国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是全世界第一座为了公共利益目标而设立的大规模荒野保护区。纳什认为，国家公园的理念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一些核心价值与经验，在他看来，国家公园率先在19世纪末的美国出现可以归结于四个方面的原因。
在2015年奥斯卡获奖电影《荒野猎人》中，有多处场景生动刻画并反映了1820-30年代西进运动中的美国人对于自然和荒野的复杂态度
首先，美国人有和大自然及荒野长期接触的独特历史经验。从早期的跨海西行来到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移民，到西进运动中不惧艰难的探险者，在这数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美国人积累了足够丰富的与荒野打交道的经验，也正是在这人与自然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对于自然的复杂态度。可以猜想，最初的北美开拓者的脑海中或许从未闪出过保护荒野的念头，对处于基督教文明观念支配下的他们来说，荒野乃是化外之地，充满了未知和野蛮事物，犹如黑暗泥淖。然而有趣的是，与这种恐惧和偏见并存的是美国人对于自然的浪漫化想象，在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作家的笔下，荒野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明显的缓和，自然被塑造成是崇高庄严和美丽的，甚至进而成为了美国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梭罗就说：“不仅是美国的景色，就连美国人的性格也受益于荒野。”
这种对于荒野的敬畏与欣赏的态度，在西进运动席卷美国大片荒野被开发的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催生出了一些美国人保护荒野的理想。而美国的国家公园理念的出现，大概可以追溯到乔治·加特林（George Catlin）身上，此人是一位画家，且对美洲的印第安人颇有兴趣和研究，留下了不少当时印第安人的肖像画，他的理想是用画笔和颜料记录下文明到来之前的自然之美。当加特林1832年在南达科他州的皮埃尔堡（Fort Pierre）旅行时，途中听闻的一件事震惊了他，一群苏族人（注：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竟然用1400只新鲜的水牛舌拿来交换区区几加仑的威士忌酒，而割下舌头后的野牛尸体就被弃置于荒野腐烂殆尽。在悲伤之余，加特林萌发了“由政府建立一个伟大公园”的想法，在后来出版的旅行日记中，他饱含激情地这样写道：“一个包容了人类与野兽且保留了大自然野性、清新之美的国家公园（Nation’s Park）！”“对我而言，没有比成为这样一个机构的创始人更不朽的声誉了。”加特林的国家公园构想中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公园的规模要大，二是要保留野蛮的状态而不能加以人为改造，三是须由联邦政府管理，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他的这些设想在后来基本上都被实现了，唯一的不同在于加特林当时还主张把印第安人也圈置在国家公园内，这一点并没有被后来者所采纳。在加特林提出国家公园设想之后整整40年后，美国总统格兰特签署批准了国会法案，正式将怀俄明州西北部逾200万英亩的土地划出，设立了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黄石国家公园。
实际上，不仅在19世纪的美国，崇尚自然的思想在许多东方宗教中也都长期存在，无论是印度的耆那教、中国的道教还是日本的神道教，都保留了保护自然不受开发的朴素观念。但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诞生国家公园这样形制的机构呢？纳什认为，这与这些国家缺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传统和土地公共所有权观念有关，而民主传统与土地公有理念恰恰也是国家公园率先在美国诞生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国家公园出现以前，特别是西欧封建社会制度下，无论是“park”还是“garden”都被视作是私有财产的一部分，许多封建律法也都将在王室贵族领地上狩猎界定为非法盗窃财产的行为。而美国在建国后，一方面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也形成了“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的概念，以公为美成为了美国例外于旧制度下欧洲的一种文化表现，联邦政府有权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管理土地。一般认为，1832年阿肯色州温泉专属地的设立标志着联邦政府为了公众娱乐目的管理土地的开始；而更为人熟知的是1864年联邦政府授权加利福尼亚州“为了公共用途、度假和娱乐”目的而建立优胜美地州立公园（Yosemite State Park）的决定，这一决定被认为为之后黄石国家公园的顺利建立铺平了道路。总之，民主观念对于国家公园的诞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亨利·梭罗就曾评价道，英格兰的君主们拥有私人园林供他们狩猎嬉戏，这固然值得艳羡，但却并不适于美国这个国家的理想。
最后的两个主要因素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恰逢时机”与“财力雄厚”。一方面，当美国人意识到保护荒野的重要性时，美国尚有大片的土地未被开发，因而足够用于设立占地辽阔的大规模国家公园。这一点可以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做一对比，英国在20世纪初国家公园理念传入本土时尴尬地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未开发的荒野可供建立保护区，更别说设立像美国那样意义上的国家公园了。结果，英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最终成为了这样一幅面貌：其中包括了农庄、住所甚至几十万人居住的小镇。而另一方面，一个国家要建立大规模的国家公园造成的花费甚巨。国家公园在19世纪末美国诞生的一个颇为必要的条件，便是当时的联邦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支持。
如果说，国家公园可以称得上是美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一项重要贡献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再来简单谈一谈国家公园的跨国传播史。加拿大由于地理与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紧随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设立国家公园的国家，1886年加拿大人约翰·霍尔前往美国阿肯色州的温泉专属区参观访问，归国后他给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约翰·麦克唐纳撰写了一份报告，次年加拿大政府颁布了《落基山脉公园法令》，在原先班夫（Banff）温泉专属地的基础上扩建正式成立了班夫国家公园。在北美之外，1919年，比利时的阿尔伯特国王访问游览了美国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大峡谷以及其他几个美国国家公园后，决定在自己的国家也实施同样的计划，位于比利时-德国边境上的一处公爵森林被改造成了国家公园，1925年在比利时的刚果殖民地也建成了面积超过600万英亩的以阿尔伯特国王名字命名的国家公园。差不多与此同时，来自英国的布莱迪思罗公爵也访问了美国，回国后不久开启了英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运动。日本的国家公园建设浪潮兴起于1930年代，在其官方的出版物中更是直接将这一举动归因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此外，荷兰、新西兰等国家的国家公园也都直接受到了美国的影响。1962年，当第一届世界国家公园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之时，共有63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这一盛会，此时距离1832年加特林国家公园理想的提出，不过短短130年。
优胜美地州立公园的创生史
整理自：Adam Wesley Dean, “Natural Glory in the Midst of War: The Establishment of Yosemite State Park”, Civil War History, Vol.56, No.4 (Dec., 2010), pp.386-419.
Mac OS X Yosemite 桌面壁纸
使用Mac电脑的朋友或许对“Yosemite”这个词语不会感到陌生，这是苹果公司在2014年推出的一款全新的电脑操作系统的名字，其灵感就来源于全美第二座国家公园、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远不如中文译名所表达的美好含义，“Yosemite”一词实际上来源于当地的部落语言，本义是指“杀手”。比起黄石国家公园，优胜美地的名气可能在全世界小了很多，不过倘若真要论资排辈的话，优胜美地公园的历史还要早于黄石公园。优胜美地1890年10月升级为国家公园，但其前身优胜美地州立公园则早在1864年7月就由林肯总统签署联邦政府赠地令授权建成了，一般认为这为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的顺利建立提供了先例。联邦政府为什么会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内战期间建立一座州立公园？其建立的背后发生了哪些故事？为什么优胜美地州立公园后来又转为了国家公园？本文作者亚当·迪恩将为你解答这些疑问。
当林肯总统在优胜美地赠地令上签字时，正是威廉·谢尔曼将军向着亚特兰大进军以进一步扩大联邦军优势的时刻，不过战争并未遮盖这一法令的重要意义及它引发的巨大争议。根据优胜美地赠地令，联邦政府将优胜美地谷地和临近的梅丽泊萨大树林（Mariposa Big Tree Grove）划归加利福尼亚州，设立优胜美地州立公园，并授权加利福尼亚对其进行管理。该法令还否认了私有财产权在相关区域的合法性，明确规定如有租借土地行为不应超过10年期限，且由租借产生的收入须用于对公园的保护和完善。围绕这一法令很快形成了两派互相对立意见：支持设立公园的人认为，对于一个正在蒙受地区主义分裂势力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国家而言，一个由联邦政府授权并且为了公共目的而设立的州立公园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并且公园建设还能促进当地的开发和文明化；而信奉“自由土地”（free soil）理念者则反对设立公园，他们认为联邦政府不能为了建立公共园地而侵犯人民的先占权利和宅地法规定的权利（preemption or homestead rights），并且在他们的观念里，私人力量而非国家力量才是保留和延续自然风光的最佳选择。
优胜美地谷地渐渐为当时的美国人所熟知理应归功于一位旧金山的杂志编辑詹姆斯·梅森·哈钦斯。1855年，在听闻一位刚刚追捕印第安人归来的军人约翰·博林讲述他在优胜美地谷地看到的壮美自然风光后，哈钦斯和他的朋友托马斯·埃尔斯决心一同前往这片风水宝地一探究竟。谷地的美景给哈钦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旧金山后，他在当地多份报刊上撰文回忆自己的探险历程和旅途风光，还断言优胜美地将会吸引来自全世界的热爱自然美景的人士，并将与尼亚加拉大瀑布齐名。经过哈钦斯的积极宣传推广，很快大批游客纷至沓来。1863年，在好朋友詹姆斯·拉蒙的劝说下，哈钦斯辞去了工作，迁居优胜美地，开始了如同梭罗在瓦尔登湖旁的生活。他买下了当时谷地内唯一一座客栈，并申请了160英亩的土地先占权，他还在优胜美地瀑布群附近建起了一座小木屋，圈地种树、豢养牲畜，甚至建造了一个水力的锯木厂。然而，哈钦斯恬静美妙的田园生活最终随着设立优胜美地州立公园消息的到来而突然被打破。
提出并努力推动设立优胜美地州立公园的是大名鼎鼎的弗雷德里克·劳·欧姆施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他被誉为“美国园林建筑之父”，其代表作包括了纽约的中央公园以及旧金山的金门公园。欧姆施泰德积极支持公园建设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废奴主义情感，在1850年代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期间，他对南方蓄奴州的奴隶生活境况作了大量报道。他担心，奴隶制一旦延伸到西部将会使北方自由州民主平等的文明理念被南方蓄奴州的暴力愚昧文化所取代。在他看来，公园建设不仅能够有效地扩散“文明化”的影响，提升公众的审美水平，而且还可以有力地彰显共和制政府的力量，他抨击欧洲王室贵族垄断占有美丽景色的现象，并认为在美国“政府的一项主要义务就是为其所有公民追求幸福扫除障碍”。他的观点得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加州政治家的共鸣，正是他们共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院外旨趣团体（interest group，注：“interest”在此不仅仅包括中文意义上的利益含义，而是包括了更广泛的目标、旨趣，故翻译为“旨趣团体”），他们通过与参议员约翰·康奈斯通信等方式，推动优胜美地州立公园议案的提出和最终通过。1864年3月28日，康奈斯向国会提交了参议院第203号议案并声明了政府建立公园的理由，议案并未受到太多质疑就在两院顺利通过，7月1日由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签署正式生效。随后，加州州长弗雷德里克·洛任命欧姆施泰德担任优胜美地谷地委员会的主任。
弗雷德里克·劳·欧姆施泰德
委员会成立后首先面临的一项任务与挑战就是处理哈钦斯和拉蒙的土地先占权诉求，双方的纠葛此后一直延续了十余年之久。哈钦斯等人认为，联邦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他们在优胜美地谷地的土地占有权利也自然应当受到保护。哈钦斯的诉求同样得到了不少加利福尼亚移民和信奉自由土地理念的人的支持，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众议院共和党人、也是自由土地理念的坚定支持者乔治·朱利安自愿为哈钦斯在国会辩护。1867年5月，优胜美地谷地委员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哈钦斯与拉蒙逐出谷地。哈钦斯也不甘示弱，在拒不服从和聘用辩护律师的同时，曾做过报刊编辑的他还积极调动媒体的力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壮大声势。他写信给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等地的报纸，后者在报道这件案子时将哈钦斯塑造成了一位对抗政府权威的落魄移民，而实际上哈钦斯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可算是一位境遇不错的中产阶级。与此同时，欧姆施泰德也动用了自己在媒体界的人脉资源，他求助于当时具有很大权势的《纽约时报》编辑亨利·雷蒙德，后者曾发表过欧姆施泰德批判奴隶制的文章，在雷蒙德帮助下，《纽约时报》刊文呼吁参议院否决朱利安的提案，而通过霍雷思·格雷里的帮助，《纽约论坛报》也撰文发声，认为“公园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文明”。
哈钦斯和朱利安一度取得了上风，不过在内战与重建时期联邦政府行政权力扩张的大历史背景之下，两人的失败可以说实属必然，此外还有人脉等偶然因素起到了作用。优胜美地谷地委员会成员乔赛亚·惠特尼启用了反垄断话语对抗哈钦斯与拉蒙的先占权利话语，他认为两人的要求实质上是想要垄断谷地，这有损于公共利益，这一逻辑也在国会中得到了呼应，堪萨斯州共和党议员萨缪尔·彭穆罗伊认为公园建设乃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应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进行考虑。在国会遭遇失败后，哈钦斯与朱利安并没有死心，两人将案件提交给了最高法院进行最终裁决。然而不幸的是，时任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斯蒂芬·菲尔德正是前加州最高法院法官，也是约翰·康奈斯的政治伙伴，在他离开加州奔赴联邦最高法院履职前，康奈斯还曾劝说过菲尔德留下来担任优胜美地谷地委员会的委员，最终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人的上诉要求。
虽然失败，但是哈钦斯并没有就此远走他乡，直到1875年他都一直守在优胜美地阻止公园委员会获得实际控制。此后一批批到来的游客们发现，委员会并没有很好地管理整个公园，哈钦斯依旧圈地豢养牲畜、砍伐森林灌木建造房屋，有人曾目睹，半夜他饲养的马匹在园区的草场上肆意地驰骋或是啃食植被。更糟糕的是，随着1869年太平洋铁路的建成通车，越来越多地人涌入了优胜美地谷地，1868年共有623人登记进入公园，五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530人，除了观光的游客外，还有不少人像哈钦斯一样留在了园区内并建起了客栈和道路。面对加州政府与园区委员会无力管理优胜美地州立公园的局面，连《纽约时报》都开始哀叹“优胜美地的末日”即将到来，改革似乎已势在必行。而与此同时，围绕1870年代初黄石国家公园建立的大辩论则进一步推动了优胜美地州立公园的转型。在国会辩论黄石公园管理职权归属时，议员雷曼·特朗贝尔直言，优胜美地州立公园经营管理不善已经证明，只有依靠联邦政府的力量才能够避免黄石公园重蹈覆辙。黄石国家公园法令的通过最终反过来又开启了优胜美地的“自我救赎”之路，《纽约时报》再一次发声，提出优胜美地应当由州立公园转型为国家公园。1890年10月，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正式改为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世界上最早的两个国家公园的命运就这样有趣地纠缠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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